论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我们知道，“主体”一词，其涵括量甚广，具有多层含义，不同层次有不同的内涵规定，如对“主体”可划分为认识主体，审美主体，道德主体，实践主体等，所谓“主体价值”，是指不同层面意义上的主体在价值形态上的一般表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社会构成的主体和万物之灵的人类，在理论形态上一直被思想家们不同程度地肯定着，他们的思想都表现着对人类命运、主体自身的深切关注。孟子提出“人人可以为尧舜”，荀子主张“涂之人可以为禹”，肯定人有价值自觉的能力，特别是荀子提倡的“制天命而用之”思想，更把主体的能动意识推向一个新阶段。《易传》把天地人并称，谓之“三材”，道家也把人看作是与天地道并列的生灵，老子就认为“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这些都是肯定人为万物之灵，在宇宙社会中所具有的不朽价值。传统文化对人格独立精神也十分推崇，它主张人生活在天地间，首先要树立个体的人格形象，通过持续不断的道德修养达到人格上的完善，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即是强调人格独立的表现。但是，理论上是一回事，实际生活中又是一回事，当传统文化对主体的态度从理论形态转到实际生活领域时，主体价值也就走向了否定自己的一面。

人是自然界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最高产物，人的主体价值活动一开始所面临的就是五彩缤纷的自然世界和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现象，这种多元化的关系规定了主体自身具有各种不同的需求活动，换言之，就是外界事物的多元性规定了主体价值活动的多元化倾向。主体世界是非常丰富的领域，它较之客观世界更为深邃更为复杂，对主体内在机制的探讨远比对外界事物的探索更显得困难。只有充分满足主体的身心发展，使主体的能动意识、创发性功能得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才是符合人性发展的，主体也只有在这种进步观念指导启迪下才能使人生价值得以完满地实现。

在实际生活领域中，以伦理原则为绝对价值尺度的评价模式则把人的多元化的行为方式仅仅归结为一种单向的直线型的道德评价，人的丰富多彩的价值活动统统被纳入不变的道德评价框架中，人的生命创造力受到严重的阻碍，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传统文化对主体价值活动的限定，即是对道德境界的无限追求和对物质生活的过分贬低，精神活动受到束缚。道德与物质利益，何者更为重要?这个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集中表现为所谓的“义利之辩”。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认为“利”重于“义”，把“义”建构在“利”之上的思想家不乏其人，《管子》一书就强调为政要以“利”为出现点，把“礼义”的基础放在“仓廪”“衣食”等物质利益上；《墨经》则把义利统一起来，它明确指出：“义，利也”。另外，还有韩非、贾谊、柳宗元、王安石、李觏、陈亮、叶适、戴震等人大都主张义利统一。但由于中国传统思想浓厚的伦理道德倾向，这种义利统一的思想观念在整个传统文化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其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十分有限。而那种认为义重于利、崇义贬利的伦理倾向则始终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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