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此种伦理倾向在孔子时代即已定下了基调。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战国时期的孟子则趋于极端，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汉代的董仲舒也说：“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迨及宋明，理学家们把贵义贱利的儒学传统推向戕害人性的阶段，朱熹指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大力宣扬“存天理，灭人欲”。在他们看来，所谓“义”，是指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规范，如仁、礼、孝、悌、忠、恕等，所谓“利”，是指人们切身的物质利益和实际功利。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义、利内涵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改变，但其根本精蕴则始终未变。他们认为，人生价值中，道德生活是最高尚的，对道德生活的追求是实现人生最高目标和价值的惟一途径，因此，道德生活绝对高于物质生活。如果达到了道德的理想境界，一切财富就会随之而来，死亡与之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如荀子说：“故君子无爵而责，无禄而富……处穷而荣，独居而乐，岂不至尊，至富，至重，至严之情举积此哉?”《荀子·儒效》。还说：“仁义礼善之于人也，譬之若货财、粟米之于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贫，至无有者穷”《荀子·大略》。。传统文化常常把追求道德生活的人称为“君子”，而把追逐物质利益的人一概斥为“小人”。因此，千百年来，中国人表现上羞于谈“利”，以为“利”乃最不祥之物，似乎一谈到利益问题，人格也就从此渺小，传统思想在义利问题上的最明显弊端就是割裂了义利之间的关系，把道德生活和物质生活看作水火不相容的东西，实际上，这两者是可以相互协调的。

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倾向对主体造成的另一重要影响就是人从主体的地位下降为客体附属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主体是包融于外物之中的，人只有在整体性中(家族，集团或是国家)才能昭示出自己的存在和全部意义，个人的意志、情感也只有在群体关系中才能体现出来。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主体缺乏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人的主体意识进一步觉醒，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对待传统文化，我们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不能采取“中体西用”、“西体中用”或“中西互为体用”的思维方法，而应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待传统文化，要采取批判地继承、综合创新的方法，使现代中国在面临挑战的21世纪，能够充分吸收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成果，以新的姿态迎接更大更艰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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