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了解传统文化

的学说，开创了理学伦理道德思想体系。认为天即是“理”，把宇宙本体看做是道德的最高准则，即把道德论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上来看待，而所谓天理在宋儒看来只是“三纲”、“五常”一理而已，上下之分，尊卑之义，为理之根本。二程日，“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河南程氏遗书（卷5）》，见《二程集》)。政治伦理已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内容，鲜明地表现了中国哲学“闻道”的目标：不是认识对象达于真，而是认识道德理性止于善，求真为求善，致知为崇德，知识的追求只是为了道德理想的实现。学的基本含义在求“觉悟”，即打开心灵的混沌，焕发德行的潜力。荀子说，“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荀子集解·劝学篇》)；张载认为，“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张载：《正蒙·神话篇》，见《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中国哲学家一向未尝以求知为务，而专以修身为本，把知识论纳入传统的伦理道德论中，并强调“躬行践履”，以实现理想人格。显然，中国哲学注重的是个体道德意志的实现和对现实政治伦理的维系。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具有朴素的唯物思想和辩证的思维因素。古代唯物主义萌芽于原始宗教思想之中，《尚书·洪范》篇确实含有五行是构成万物的基本材料的思想，但还未讲五行是世界的本源。老子“道”论的提出和阐述，引发了人们对宇宙根本的哲学思维，把人们的思想从“上帝”神学的笼罩下解放出来，标志着先哲们在认识世界的历程中理性的觉醒；《管子》、《易传》、《荀子》、《韩非子》等均发挥了老子“道”论思想，并将其改造成为唯物论。《管子》中的思想源于老庄而又改造了老庄，把“道”解释为一种“精气”，以“气”作为万物的本源，表现了一种朴素的唯物论。《易传》把“道”体现于一阴一阳之中，认为阴阳二气的变化生成万物，在本体论的认识上走向了唯物主义。荀子是先秦时期最伟大的唯物论者，他不看重关于宇宙的玄想，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集解·天论篇》)，其最高理想是“制天命而用之”，最后达到与天地的和谐。
先秦思想家在本体哲学和人生哲学上的唯物主义思想火花，被后来者发扬光大，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特征之一。东汉王充冲破谶纬神学的尘埃，以“形具而神生”的唯物论揭示了形体与精神的哲学真谛。晋代裴頠在玄学虚无论的氛围中，独举“以有为体”的唯物论旗帜。南朝时范缜面对深奥难懂的唯心主义佛教哲学，提出“形质神用”的观点，反驳了神不灭论，给佛教唯心论以沉重的打击。唐代刘禹锡总结历史上关于天人之辨的规律，认为天是“有形之大者”，而人是“动物之尤者”(刘禹锡：《刘禹锡集(第5卷)》，《论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1页)，提出“交相胜，还相用”的学说，进一步发展了荀子的唯物思想。宋代以后中国哲学的理论思维达到了新的水平。张载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对佛教唯心论进行了批判，提出“凡有皆象，凡象皆气”(《正蒙·乾称篇》，见《张载集》)的唯物主义观点，建立了“气”一元论的理论体系，把有无虚实等都统一于“气”，也就是肯定了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并把“理”看做是“气”运动变化的规律，这与程朱理学的唯心论是大相径庭的。南宋陈亮、叶适也反对程朱的“道在物先”，提倡“道在物中”、“理在事中”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明清之际王夫之则把张载的“气”一元论与辩证法思想发展到新的水平，建立了博大精深的唯物主义体系，其后顾炎武、戴震也批判了宋学，对张载唯物思想有所继承，给中国古代唯物论哲学划了一个虽未圆满但却有意义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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